——我相信总有人能康复，但比例多少我不敢预测

    今年64岁的曾光是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。每当出现重大疑难公共卫生问题，特别是原因不明的公共卫生事件，他就会被“请”出战———2003年应对SARS，2005年应对人间肺鼠疫暴发流行，2007年查清长春新碱污染其他药物引起近200名血液病人瘫痪事件，2009年应对甲流。前日，他接受了南方都市报记者的专访。

        一、他们还给温总理写过信

        记者(以下简称“记”)：你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群体(阴性感染者)存在？

        曾光(以下简称“曾”)：去年7月份，当时他们知道了我的手机号码，给我打电话。有一天，他们直接到我的办公室楼下，说要见我一面。之后，我的博士后裴迎新帮我查资料，发现有好几个QQ群都是这个群体。这些群里多的有200多人，少的也有好几十个人。

        问：之前知道有这个群体存在吗？

        曾：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是做流行病学，这个事不在我们的工作范围。他们找到我，我才知道他们之前已经向卫生部、应急办、艾滋病中心等很多部门反映过。他们还给温总理写过信。我是最后接到的。

        我们发现，这个群体都很年轻、男性患者多、学历都比较高，一般都大学毕业，职业以白领居多，还有一些机关干部。

        问：你觉得他们的问题已经是公共卫生问题了吗？

        曾：我们曾经就这个问题开过一次专家研讨会。有些人认为不是，但我认为已经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，因为已经涉及到这么多人。

        问：这个群体究竟有多大？

        曾：目前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接触的是知识比较活跃，又上网、上Q  Q的病友，也许还有一些人不希望说出来。

        问：国外有这样的群体吗？

曾：那肯定有。我们不能评论这个群体和国外的群体是一样的，因为对这一群体的研究才刚刚开始。

        二、最初都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

      问：为什么要组织今天这项检测？

      曾：这群人最初都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，他们认为自己血检呈阴性可能不准，于是反复到各个医院做检测。还有一些人怀疑感染了其他未知病毒。加上许多医生对他们作出“恐艾症”的诊断，又不能消除他们的症状，他们因此不接受，而更加怀疑诊断。因此我们这次会与临床专家合作，共同研究他们的问题。国外管这个叫“恐艾症”，即艾滋病恐怖症。

        我们的目的不是给每个人都诊断清楚他们得了什么病，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和能力，而是希望把他们这个群体的共性、到底什么在他们之间传播进行研究。

        问：选择这60个病人的标准是什么？

        曾：首先他得提出申请自愿参加，开始时共有88人报名。其次，我们也要考虑我们的精力，医院能够接受得了。

        问：这个群体的典型症状是什么？

        曾：比较多都有过暴露史，大多有过一夜情，都被自己怀疑过艾滋病，都做过检测，现在都有过一些共同的症状，比如怀疑关节痛、腹泻、口腔溃疡、舌苔白腻、精神委靡，甚至有的人不想活了。

        问：他们已经做过很多次检测，都不信。如果他们也不信你们的检测结果呢？

        曾：我们也不是查完就完了，我们要跟他们对话。我们要告诉他艾滋病的症状。因为他没学过传染病，他怎么知道自己被感染了？一般传染病不会是只传染家人，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？

        因为传染病的传播渠道只有几个：呼吸道传播、消化道传播、接触传播、血液传播、母婴传播，而且是有规律可循的。他们对他们家人的传播究竟是通过哪个渠道？我们要看看。可能以前没有人这么细细地听他们说，细细地分析他们是不是说得合理，是不是能把他们说服。

        我们首先要和病人见面，希望他们明白我们在做什么，希望知道我们在非常繁忙的工作中愿意为他们服务，不要变成被他们攻击的对象。

        问：但是我看到网上还是有很多人攻击你。

        曾：骂的占多数(笑)。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关注了，他们的事情就排在NO.1了，嫌我们太慢。有病人曾跟我打电话说：“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孩子。如果你的孩子得了会怎么样？”我很坦然告诉他，如果我孩子得了这个病就好办了，我首先把他揍一顿，为什么不像个男子汉，为什么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，为什么不相信科学。但你不是我的孩子，所以我对你们得更耐心。

        我觉得甚至有些人的病没那么严重，有心态的因素。

      三、他们的情况基本没有恶化

        问：这个不是你的工作范围，为什么要介入进来？

        答：我们是有责任心的，而且也是一个挑战。但我们也很难办，这不是我们的专业，我们也没有实验室，我们必须组织各个领域、各个单位的很多专家一起来做。很多研究艾滋病很多年的人，甚至我非常好的朋友都劝我干脆不要介入，他们觉得我也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，也许介入了就出不来。

        实际上，我们在最快情况下帮他们找到了经费，作出了设计。我们从去年7月开始接触，10月就立项，而且拿到了经费。我们的第一笔经费就来自性艾中心。

        问：但是很有可能最后如你的朋友所劝，你会很难走出去。

        曾：我既然进来了就得出去，还得把一些人带出去。我觉得他们走出来只有靠他们自己，或者我们搀着，他们互相扶着，只有这种模式。我相信总有人能康复，但比例多少我不敢预测。我们不期望大胜，但有小胜也可以，就是把这个事情往前推进一步。

        我还是很乐观的，去年10月我们已经对12个病人进行过H  IV检测，结果是他们的血液呈阴性。我与他们谈了话。有的人已经见效了，这些病人没有什么特殊的治疗，但觉得自己症状变好。去年7月我和这个群体接触以来，他们的情况也基本没有恶化。

        我们看看能对百分之多少的人起作用。如果我们能对10%的人起作用，就已经成功了。

      四、我们不会给任何人打包票

        问：他们告诉我，他们最大的期待是想知道：他们被排除艾滋病，但是他们到底得了什么病？

        曾：我们作为流行病学家，会将结果完全客观地告诉他们。也许不是对每一个人的诊断，而是对群体共性的诊断，在临床大夫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会有办法。

        问：如果他们最后被确定是“恐艾症”呢？

        曾：我永远不会管他们叫“恐艾”。我们会想出一个名字，科学能接受，他们能接受，也符合社会理解的名字。

        问：如果最后你们没查出来他们感染了任何病毒呢？

        曾：那我们会告诉他们，“我们没有发现你感染病毒”，并坦率地告诉他们继续查下去是否有必要。该查什么，不该查什么，一个好的大夫或科学家会凭自己的知识、经验和逻辑，而不是凭患者的一面之辞。

        我想告诉他们，得了病去看病是个人的事情。但裁判不是你们自己，应该是临床医生。现在一些病友连自己老婆的话都不相信了，哪有资格做自己的裁判呢？

        我们不会给任何人打包票，但我们的责任是汇聚各方面专家的智慧，弄清楚其中的公共卫生问题。我们相信，我们和临床医生携手本身就会给他们提供相当大的帮助。

      五、阴性感染者群体特征

        这个群体都很年轻，男性患者多、学历都比较高，一般都是大学毕业，职业以白领居多，还有一些机关干部。

        比较多人都有过暴露史，大多有过一夜情，都被自己怀疑过艾滋病。现在都有过一些共同的症状，比如怀疑关节痛、腹泻、口腔溃疡、舌苔白腻、精神委靡，甚至有的人不想活了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日期：[2010年1月12日]    版次：[AA18]    稿源：[南方都市报]